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忆主编苏予与《十月》杂志

时间:2017-07-12 09:28:00   来源:天津日报   作者:蒋子龙   责任编辑:秋云

 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经历了一次次政治运动的文坛,关系复杂,是非纷纭,留个好口碑是很难的。苏予先生就是为数不多的有口皆碑的老大姐,这是德高望重的别称,在当年“四大名刊”的主编中,论年龄苏予恐怕还排在后面,能给人以大姐的感觉,主要因为人性好、安静、亲切。我见她的次数有限,而且都是借开会之便,印象最深刻的是她没有客套的虚词,问得最多的是:“正在写什么?需要我们做什么?”

  第一次听到她这样问的时候,我很惊讶,我们接触并不多,可她对我的情况似乎知道得很多。她跟你握手的时候,眼睛就看着你,神情是专注的,让你感到她对你的关切是真心的。当时由于文艺界很敏感,流行“王顾左右而言他”,或“眼观六路,耳听八方”,有些人在跟你握手时,眼睛却瞄着别人,明明是听着你说话,耳朵却在捕捉旁边更重要的声音。有一次,我的旁边坐了位领导,他问我结婚没有?有没有孩子?我很认真地告诉了他。隔了一会儿,他又转过头问我,结婚了没有?有没有孩子?原来人家是没话搭拉话,表现得很关心你,其实你说什么他根本没有听进去。

  我初涉文坛,又是工厂业余作者,真切地感受着文坛各色人物的冷暖虚实。老大姐并不等于是老好人。苏予的清净自然,是一种怀真抱素、宠辱不惊的坦荡与自守。《十月》这本刊物的诞生及其名号,就象征着精进、锐利、雄辩。且看她主编的第一期上发表的名篇:《小镇上的将军》,获当年全国短篇小说奖、推出了至今还纵横文坛的出色作家陈世旭。白桦的《苦恋》,后来排成电影,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。那一期杂志上,还有《飞天》《牛棚小品》等。

  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,我无法将一个温厚的老大姐形象,与叱咤风云的《十月》杂志的风格统一起来。第二年(1980)《十月》发表了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《开拓者》,碰巧正赶上从这一年起设立全国中篇小说奖。那个时候,我白天在车间抓生产,有点业余时间还得写小说和应付批判,心里从未将《开拓者》跟什么奖联系起来。当时评奖好像是群众推荐和专家评断相结合,有人推荐了我的小说,入围后却引起争议,争议的核心是因为小说中一个着墨不多的人物,不知什么人对号入座,或是有读者对号入座引发了敏感……总之,关于这部小说的负面消息,不断往我耳朵里灌,甚至连第一机械工业部的领导都知道了。

  在这之前,一机部曾召集张洁、程树榛、吉敬东和我这些一机部的作家,开过两三次座谈会,领导作有关于形势的报告也召集我们这些人去旁听,我们厂又隶属于一机部,天天不知会有多少联系,厂里想瞒都瞒不住,这让我叫苦不迭,上一篇小说的风波还没有完,《开拓者》的麻烦又接上了……我的麻烦自然也就是《十月》的麻烦,是自己牵累了人家。

  不想这部小说最终还是获得了首届全国中篇小说奖,进京领奖时见到苏予主编,她上来就说:“祝贺我们的新科状元!”同年,我的另一篇小说《拜年》,在全国短篇小说奖榜单上排在前面,她的“状元”一说,大概就是由此而来。至于《开拓者》给她和编辑部造成多大压力却只字不提,反劝解我不必太在意传言,小说有争议又不是坏事,最终的结果证明大家还是肯定了这部小说,认可了它的独特性。还问我同时获两个奖,在天津的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。

  我是“敏感人物”,知道被争议的滋味。那个年代文人聚会离不开谈论这方面的内容,大家都是从各个政治运动中过来的,说说委屈、发点牢骚不算什么,“失败”成就“英雄”。我从苏予嘴里,却从未听到过类似牢骚的话,即便《十月》处于风口浪尖,或者大红大紫、人人争阅的时候,她也一如既往地温和清静,既不抱怨,也不摆功,“心辩而不繁说,多力而不伐功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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